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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奏折里的故事和智慧:有话只对皇上说

王安石


王安石 (1021——1086),宇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初为鄞县(今浙江宁波市)知县,有政绩。熙宁二年(1069年),擢升参知政事,前后两度为相。他在执政期间,推行新法。晚年退居金陵。死后谥号为“文”。王安石也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在诗歌和词上也很有成就,有《临川集》、《临川先生歌曲》传世。


本朝百年无事箚子


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陈。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捍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

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实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于方今。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终始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盖监司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吏,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欺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赏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效也。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讳忌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则天下之福也。取进止。

译文

前些时候承蒙皇上看得起,向我询问本朝建国上百年来,天下没有什么大事变的原因。我由于知识肤浅、缺少见闻,本不应该承受陛下的询问,限于时间,不敢在陛下身边久留,话没有全部讲完,就辞谢皇上退朝了。我私下里想到皇上问到这个问题,是天下人的福气,而我却没有一句半语献给皇上,这不是左右随侍之臣侍奉君主的正确态度,所以敢于不顾自己的身份地位向皇上陈述我的不成熟的意见。

惟有太祖皇帝具有超人的智慧和看见别人不能看到的英明,并能了解各种人的真情与假意,处置事务,托付国政,做到人尽其才;改变旧制度,建立新体制,做到适合情况发展的需要,所以能够控制使唤将帅,通过训练让士卒齐心合力,对外能够抵抗外族捍卫国家,对内则得以平定中国的战乱。于是废除苛重的赋税,废止酷滥的刑法,取消藩镇的实际兵权,使他们成为虚设,诛杀贪污残暴的官吏,亲自以简单朴素的生活作为天下人的表率。在推出新的政治措施,颁布法令制度的时候,一概以安定百姓为头等大事。太宗皇帝凭借着自己的军事天才继承了这些,真宗皇帝用谦恭仁德保持住了这些,一直到仁宗、英宗皇帝,都没有失德的地方,这就是享有天下上百年而却没有事变的原因。

仁宗皇帝在国君的位置上经历的年数最长久。我那时是仁宗皇帝的一名侍从官,一切措施实施的情形,我是亲眼看见的。现在我试着为皇上陈述其中的一二条,皇上详细地找出其中值得肯定的,也足以作为今天施政的借鉴。仁宗当皇帝时,抬头畏惧天,低头畏惧人,宽厚仁爱恭谨俭朴。这出于他天生的秉性,而且忠厚宽容诚恳实在,始终如一。他从没有胡乱发起一次徭役,也从没有胡乱杀过一个人。审理案件注重保全罪犯的生命,但却特别痛恨官吏的残暴扰民;宁愿委屈自己捐出钱财给夷狄,而终究不忍心将兵役负担加在百姓身上;刑罚公平,赏赐不仅厚重而且守信用;容纳重用谏官、御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而不被片面的谗言所蒙蔽;信任大家的见闻,提拔选举与皇帝关系疏远的人才,并且附有举荐人才不实要依法连带受处分的规定。大致地方各路安抚使、转运使等监司官员,直至州县官吏,没有人敢于暴虐残酷,擅自征调以伤害百姓的。自从西夏人归顺降服,边疆的蛮夷就没有大的侵扰。边境地区的人民父子夫妻得以避免死于战乱,而中原的人则得以安安稳稳地抚养自己的儿女,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这都是因为从没有胡乱发起一次徭役,从没有胡乱杀掉一个人,审理案件注重保全罪犯的生命,严惩暴吏,宁可委屈自己捐出钱财给夷狄,而不忍心将兵役负担加在老百姓身上的效果啊。朝廷大臣皇亲国戚,左右侍臣,没有人敢于强暴蛮横违犯法令,他们自己约束,小心谨慎,有的在这方面还超过普通的百姓,这是刑罚公平的效果啊。召募天下勇猛而有野心、蛮横而又狡猾的人当士兵,人数差不多有一百万,并没有优秀的将领来统率他们,而阴谋发动叛变的总是失败;聚集了全国的财物,虽然只有记录的簿册,将它们交给官府的办事员掌管,并没有派能力很强的人去查核,而欺骗盗窃的总是被发觉;歉收的年成、饥荒的岁月,流亡的人填满了道路。死去的人一个叠着一个,而抢劫的总是被抓获,这是赏赐厚重又讲信用的效果啊。朝廷大臣、皇亲国戚、左右随侍之臣,没有人能大肆擅自作威作福,广泛积蓄私人财产,一有邪恶不正的行为,随时就会被皇上知道,凶残、邪恶、蛮横、狡猾的人虽然有时候也被任用,但从没有长久受到信任,这是容纳谏官和御史,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而不被片面的谗言所蒙蔽的效果啊。从县令京官,一直到各路监司甚至中央官吏,提拔任用的,虽然不是人人称职,然而当时被称作有才能的人士,也很少有被堵塞而没有网罗推举上来的。这是信任大家的见闻,提拔选举与皇帝关系疏远的人,并且有举荐人才不实要连带受处分的规定的效果啊。仁宗皇帝升天的时候天下的人民哀号恸哭,就像死了父母亲一样。这是他宽厚仁爱恭谨俭朴,完全出于天生的秉性,忠厚宽容诚恳实在,始终如一的效果啊。

然而本朝几个世代也继承了过去坏的习俗,没有亲友和朝廷百官议论朝政的做法;与君主朝夕相处的,不是宦官就是后宫的妇女;出来处理国家政事,所接触的也不过是有关部门的差遣、职役;从来不像古代那些大有作为的君主,与学士、士大夫—起讨论先王的法令制度,将它施行于天下啊。一切只听任事情的自我发展,而个人改造自然、社会的主观想法,却没有尽力加以运用;名分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没有考虑得很清楚。正直公正的人并没有遭到冷遇,然而小人也得以混在他们中间;正直的言论并不是不被容纳,然而邪说有时候也被采用。用考试诗、赋的方法求取天下的人才,而没有在学校里建立培养人成才的方法;按照科举考试中的功名和任职的资历排列朝廷官吏的职位,而没有考核官吏的部门和方法。各路的监司不是经过认真检验考察的人充任,各地的守将也不是经过选择对比而任用的。调动升迁很快,升迁调动之后又很难考核政绩,因而那些游说空谈的人,得以以假乱真,鱼目混珠。交结私党以求得声望的人,大多得到显要的官位;独自忠于职守的,还有人被排挤受压抑。所以上上下下的人都得过且过懒惰不问政事,讨好于人罢了;即使有才能的人为国家尽职,也跟平庸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农民被徭役搞得困苦不堪,而从没有被救济抚恤,又不替他们设置官员,以便兴修水利。士兵中有不少年老多病的,而从没有对他们进行告谕训练,又不替军队选择将领,长久授给他们统率、指挥边防军队的权力。宿卫和禁卫军中则聚集了军队中游手好闲的人,而没有采取办法改变五代时期迁就笼络的习惯。宗室子弟没有人得到教训,得到选拔、推荐,而又没有用古代圣王规定的按亲疏、尊卑不同给予不同待遇的准则去对待他们。至于说管理财政,大都没有统一的制度,所以虽然俭朴节约但人民却不富裕,虽然为国担忧,勤于政事,但国家并不强大。好在边疆的夷狄不是处在昌盛兴旺的时候,国家又没有遭受尧、汤在位时遇到的那种水灾和旱灾,所以天下没有出现什么紧急危险的事。时间超过一百年,虽说是人努力的结果,也是天的帮助啊。大概是因为过去的一百年都是圣明的君主一个接着一个,抬头畏惧天,低头畏惧人,宽厚仁爱恭谨俭朴,忠厚宽容诚恳实在,所以获得了天的帮助啊。

陛下具有上天圣人的资质,继承了太祖开创的永远无止境的皇业,知道天的帮助是不能经常依仗的,了解人事是不能流于懈怠的,那么大有作为的时候,就在今天。我作为臣子不敢忘记将这个问题阐述清楚明确义务,而有所顾忌不敢直言以逃避杀身之祸,苟且偷生。希望陛下能赦免我,并且对我所说的予以留心,那将是天下人的福气。听候陛下的裁决。


【品评】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狂想


在《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之前,王安石曾给宋神宗他爸,也就是宋仁宗发过一篇《上仁皇帝言事书》。这封邮件基本上可以说是《劄子》的前身,初步勾勒出了王安石心中北宋物质文明建设的蓝图。宋仁宗本来很欣赏王安石,但对《言事书》却作了冷处理,装作啥都没看过。

原因大家都在猜测,最大的可能性是一件小事。某次仁宗在自家花园里开周末钓鱼party,请了一些他比较欣赏的下级。为了搞活气氛,增进老板和雇员间的关系,仁宗规定,每个人都得钓鱼,然后交给厨子做出各自想吃的菜。老板发话,下属当然卖力配合。大家都高高兴兴钓鱼去了,但王安石很酷地独自坐在一张台子前,心不在焉地吃掉了整盘鱼饵。人家问起来,他还迷迷糊糊地说:吃饱了,就是不知道刚才吃的是啥。

仁宗看在眼里,很有些不爽,想:装呢?不经意间误吃了点鱼饵也就算了,哪有全部吃掉的?矫情,忒矫情!

就因为这事儿,仁宗对王安石有了点看法。而且老王的名声在外边有些争议,他平时不洗脸不洗澡不刷牙不换衣服,穿衣风格也跟丐帮帮主走一个路线——破破烂烂,颓废中带着野性。他的粉丝就赞叹说真man啊;而另一部分人,除了仁宗,包括文艺界名人苏洵等人表示,丫绝对是装的!装名士风范,丫绝对不是好鸟。

不过,人家除了拿他外形说事儿,也没其他好说。王安石不嫖、不赌、不近女色、不受贿,德育标兵一个。仁宗虽然没理他那万言书,但前后也多次发去了offer,表示想把他从分公司调到总公司来。王安石很酷地拒绝了,直到仁宗死,都一直当着地方官。

对他的这种行为,俺比较倾向于八卦小报记者、心理学专家、历史学家的联合分析:老王不是装,是绝对的心高气傲,一意孤行,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名士范儿,要干大事儿的人,要么不干,要么就当决策者。看他足足拒绝了仁宗三十年,要他哪怕一丁点儿让步,绝不可能。

神宗早就听说了王安石的大名,掌权后,把他调到总公司掌管财政。老王对新老板抱着期望,终于肯了。

神宗此时不过二十出头,对老爸留下的表面光鲜的烂摊子,很有点忧愁。本来每年春天都要祭祀祖宗,然后给下属们发点过节费。但他上任那年就连这点福利都发不出来,只好取消了。神宗年轻气盛,非常冒火,决心改革。可重量级元老几乎都不赞成改革,于是神宗把王安石叫来,问:你看要改革,从哪儿下手?老王回答:择术为先。神宗掂量了一下,问:你看唐太宗咋样?老王回答很牛,说:李老二算啥,要跟就跟尧、舜学!热血小青年当即被震住了。

貌似有戏!趁热打铁,王安石给神宗发去了《本朝百年无事劄子》,说:北宋之所以能够百年无事,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外国还不强大,而且又没有发生重大自然灾害。这完全是由于北宋运气好,老天帮忙,不过老天爷说翻脸就翻脸,不能吃老本儿,靠不住啊。

王安石不是志大才疏、夸夸其谈的主儿。文章里,观点鲜明,条陈目前政治形势、内外矛盾、朝政失修、社会弊病,对之作了深刻论析。比如,高考制度和政治腐败都是大问题,“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又批评“农民坏于徭役”、“兵士杂于疲老”等等,最后提出富国强兵的目标。

这完全可以看作熙宁变法的总纲领和设计蓝图。

老苏洵曾上纲上线,大呼小叫说王安石是大奸大恶的料,那倒不至于。这份建议书里透出的只是老王的敢做敢为,刚毅果断。不过有一处值得回味,就是文章末尾,王安石壮志满怀,激情澎湃,非常自信,自信得没有丝毫犹豫,美好光明的未来就在眼前了:“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气势,排山倒海啊。一看就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主儿。可不是?猫了三十年,就等今天!

神宗下决心前,征求了一下人民群众的意见。甲说:老王不是没才,就是有点死脑筋,当个图书馆馆长还成,升他为总裁就免了吧。乙说:老王才华是大大地有,就是听不得别人意见,要不得,要不得!……小青年改革心切,思量了一番,最后还是用了王安石。

事实上,熙宁变法中,王安石的确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杀倒没杀,就是听不得不同的声音,反对新法的人都被他一锅端了(基本上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宁愿用一些光知道拍马屁的改革派。保守党人士司马光原本是他老朋友,俩人大吵了几架,司马光气得跑到洛阳当自由撰稿人,写《资治通鉴》去了。老死不相往来了事,直到王安石死了才复出。

而且,王安石对自个儿政策那是相当自负。熙宁四年,开封市长韩维报告说:“总裁,为了对抗保甲法,俺们市市民竟然有砍掉自己手臂手指头的。”小青年问王安石,说:“你说这咋整好?”王安石白眼一翻,姿态极高:连高级知识分子也不能理解我,何况小老百姓?

王安石当地方官儿时,政绩很好,以为理论实践都有了,他原原本本把治理分公司的方法放大到了总公司,这哪儿成?《劄子》里提出的总纲领相当不错,但真正用起来,老王不搞调查,不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就凭借大方针,闭着眼睛瞎搞。

再来看看他的新法,光看看的确不错,实际上呢?因为青苗法,老百姓不得不向政府借钱,因为你不借政府会强迫你借,而且这还关系到官员的业绩,业绩不好的官员可能会因此被炒鱿鱼!而这个利息一年两清,利息没有高利贷高可是也不低,老百姓为此而经济拮据。

还有,还不起贷款的同志必须去号子里蹲着。开玩笑,欠国家的钱能赖吗?据说当时因为还不了钱的百姓很多,没有即时逃亡的就被投入监狱,当时的情景比上下班高峰期的公交还挤。老百姓坐牢之后,田地自然就荒废了。可是皇上还等着看变法的绩效,他花了老本投资在上面,如果老王不给他年终分红,不证明这钱比以前多了能行吗?所以这各种税收和费用都要跟进,这样一来又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

熙宁七年,天下大旱,在全国人民的怨骂声中,新法被废止。过后,王安石辞去了总裁职位,回了老家,再也没有出来做官。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狂想,加剧了北宋的颓势,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过了没多少年,北宋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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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瑞


海瑞(1514——1587),广东琼山县人,字汝贤,号刚峰。幼年丧父,36岁才参加乡试,成为举人。后来,历淳安、兴国知县,户部云南司主事,通政司右通政,应天巡抚,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等职。1587年11月,死于南京任上,年74岁。赠太子少保,谥忠介。


治安疏(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谨奏: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是故养君之道且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尽言焉。臣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昔之务为容悦,谀顺曲从,致使灾祸蔽塞,主不上闻焉,无足言矣。臣受国恩厚矣,请执有犯无隐之义。美曰美,不一毫虚美;过曰过,不一毫违过。不为悦,不过计,披肝胆为陛下言之。

昔汉文帝,贤王也,贾谊犹痛苦流涕而言。非苛责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虽有及民之美,将不免于怠废,此谊所大虑也。陛下天资英断,过汉文远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节用爱人,使天下贯朽粟陈,几致刑措。陛下则锐精未久,忘念牵之而去,反刚明之质而误用之。至渭遐举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

迩者严嵩罢相,世蕃极刑,一时差快人意。然嵩罢之后犹嵩未相之前而已,也非甚清明也。不及汉文帝远甚。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辞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谀之甚也。然愧心馁气,退有后言,欺君之罪何如!

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顾其家者,内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过于苛断,是陛下之情偏。而谓陛下不顾其家,人情乎?诸臣徇私废公,得一官多以欺败,多以不事事败,实有不足当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谓陛下厌薄臣工,是以拒谏。执一二之不当,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于过举,而恬不知怪,诸臣之罪大矣。《记》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此之谓也。

且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垂训,修身立命曰“顺受其正”矣,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尧、舜、禹,汤、文、武圣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见方外士自汉、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术于陶仲文,以师称之。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至于仙桃天药,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书于乾佑山,孙曰:“天何言哉?岂有书也。”桃,必采而后得,药,必制而后成。今无故获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赐者”,有手执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为妄诞以欺陛下,而陛下误信之,以为实然,过矣。

陛下又将谓悬刑赏以督责臣下,则分理有人,天下无不可治,而修真为无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堵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违,此陛下之计左也。既观严嵩,有一不顺陛下者乎?昔为同心,今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为逆者也,历任有声,官户部者至今首称之。然诸臣宁为嵩之顺,不为材之逆,得非有以窥陛下之微,而潜为趋避乎?即陛下亦何利于是。

陛下诚知斋醮无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君道之误,置其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身与皋、夔、伊、傅相后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啷。内之宦官宫妾,外之光禄寺厨役、锦衣卫恩荫诸衙门带俸,举凡无事而官亦多矣。上之内仓内库,下之户、工部、光禄寺诸厂藏缎绢、粮料、珠宝、器用、木材诸物,多而积于无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诸臣必有为陛下言者。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则在陛下一节省间而已。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节省而国有余用,民有盖藏,不知其几也。而陛下何不为之? 官有职掌,先年职守之正、职守之全而未之行。今日职守之废、职守之苟且因循、不认真、不尽法,而自以为是。敦本行以瑞士习,止上纳以清任途,久任吏将以则成功,练选军士以免召募。驱缁黄游食。使归四民;责府州县兼举富教,使成礼俗。复屯盐本色以裕边储,均田赋丁差以苏困敝。举天下官之侵渔、将之怯懦、吏之为奸、刑之无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远之业,诸臣必有为陛下言者。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则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一振作而百废具举.百弊划绝,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复兴矣。而陛下何不为之?节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劳于陛下也。九卿总其纲,百职分其绪,抚按科道纠举肃清于其间,陛下持大纲、稽治要而责成焉。劳于求贤,逸于任用,如天运于上,而四时六气,各得其序,恭己无为之道也。天地万物为一体,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浃,薰为太和,而陛下性分中有真乐矣。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道与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有真寿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有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终之药,遥兴轻举,理之所无者也。理所无而切切然散爵禄、竦精神,玄修求之,悬思凿想,系风捕影,终其身如斯而已矣。求之其可得乎!

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复何言!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陛下诚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倦为陛下一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间,而天下之治与不治,民物之安与不安,系焉决焉。伏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译文

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奏:今率直上言谈天下头等大事,以便正君王之道,明臣子之职,求得世代国泰民安。君主,是天下臣民乃至万物之主。正因为他是天下臣民万物的主宰,责任重大。凡是民生疾苦,如果有一点不了解不知晓,那么他就会茫然行事,这就叫不称职。所以做君主的应事事知晓,并将职责明确地给臣下分工。使臣子无所不言,臣下若敢于直言的话,则君王就算称职的了。从前臣僚阿谀奉承、曲意从事,致使言路堵塞,皇上听不到直言。我深蒙国恩,请让我直言陈述。好就是好,不应因为一点错就掩盖好;错就是错,不应因为一点好就掩盖错。我不为取悦于人,也不计得失,只是披肝胆为皇上直言。

汉文帝是一代贤王,但贾谊还是痛哭流涕地陈言。这并不是贾谊苛刻,而是因文帝性情仁慈柔弱,即使有恩于百姓,也难免有失怠废,这正是贾谊所忧心忡忡的。当今皇上天生英明果断,远出于汉文帝之上。然而汉文帝终究能以宽容之心,节俭爱民,使天下钱粮充实,陛下则不能励精图治,被妄念迷惑,违背刚明的本质;以至于崇信道术,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二十多年不理朝政,法纪废弛;陛下与太子长年不相见,实有悖于父子之情;因为猜疑诽谤而杀戮羞辱臣下,有悖于君臣之义;整日游宴西苑而不思回宫,实有悖于夫妇之情。贪官趁机横行霸道,民不聊生,加上水旱之灾频繁,盗贼作恶气焰日益嚣张。陛下试想想当今天下,已是怎样一个局面呢?

近来严嵩罢相,严世蕃受刑,一时间人心大快。然而严嵩罢相之后同他没有当首辅之前的情况差不多,并不见得政治上清明了多少,更远远比不上汉文帝时候。天下百姓鄙视皇上已很久了。古代皇上有错的话,就靠臣子辅佐。现在皇上却修斋建坛,臣子相继烧香供桃炼丹庆贺。修建宫室,则土木官要竭力向百姓搜罗;购香买珠宝,则会收支失衡。陛下错误地迷信斋醮。而诸多臣子就错误地投皇上所好,没有一人愿意向皇上直言,上下一片阿谀奉迎。

天下,好比是皇帝的家,没有不顾家的人。内外臣子好比是皇帝之家的奠基石。皇上一味迷信斋醮,是心被方术所迷惑的缘故,对臣子百姓过于武断苛刻,是陛下不公正的表现。至于皇帝不顾其家,这符合人之常情吗?臣子们徇私舞弊,损公利私,得到一个官职多因自欺欺人而告终,或以无所事事而告终,实在是其行为不足以符合皇帝的心愿。即使那些不这样的,也是君臣之心不一致。陛下对臣子厌弃刻薄,因此拒绝纳谏。固执地干一二件不当的事,就怀疑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使陛下陷于过分的行为,却安然不知其错,实是臣子们的大罪。《礼记》上说过:“上面的人不明白那么百姓就困惑,下面的人不懂那么君子们就要长期辛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陛下的错误很多,最大的错误就是崇信斋醮。斋醮是用来求得长生不死的方术。自古以来圣贤的君王治世,其修身立命的垂训是“顺受其上”,从未听说过长生不死之说。尧、舜、禹、汤、文、武各朝都是盛世,但亦没有长期活在人世。再说,自汉、唐、宋以来也没见过方外之士仍然活在今天而不死的。陛下拜受陶仲文的方术,并以“老师”来称呼他,仲文也已经死了,没有达到长生不死,陛下又为什么来寻求长生呢?至于那些所谓的仙桃天药,实在是怪诞虚妄的东西。当年宋真宗在乾佑山求得天书,孙说:“天怎么能说话呢?更不会有所谓的天书。”仙桃,必须采摘才能得到;丹药,必须炼制才能生成。现在无缘无故求得这两种东西,是它们有脚会步行吗?若说是上天赐予,难道上天有手而将它们交给人们吗?这是皇帝身边的奸佞小人,故意捏造荒唐之事来愚弄陛下,而陛下却错误地相信它,认为实有其事,是皇上错了。

陛下又说将以严刑重赏来督促百官,认为这样就可以人人明白职责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难道崇信斋醮就没有害处吗?就不该受到责罚吗?太甲说:“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皇上用人却一定要人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唯命是从,这是陛下太过专横。回头看看严嵩,难道他曾有一点不顺应陛下的意思吗?当年他与皇上曲意逢迎,现在不也是被杀了吗?梁材这人恪守官道,陛下却认为他是忤逆自己,但他却在任职内深得人心,人们至今仍称赞他。然而许多官员却宁愿做严嵩这样顺从的人,而不做梁材这样忤逆皇上的人,难道是他们窥见了陛下的心事,而都暗中趋利避害吗?这样的话,对陛下又有什么好处呢?

陛下确实知道了斋醮于己于国都无益,而突然悔悟,每日亲理朝政,与宰相、侍从、言官共谈天下利害,一洗数十年来君道的过错,将自己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上,使臣子们也得以洗刷数十年阿谀奉迎君主的耻辱,与皋、夔、伊、傅相媲美。宫庭内的宦官妃嫔们,朝堂外的光禄寺厨役,锦衣卫那些享受皇恩而带俸的衙役们,多无所事事,实在是皇上滥行恩典。官员臃肿,上到朝廷的仓库,下到户部工部、光禄寺都藏有缎绢、粮食、珠宝、器用、木材等,这些物资多而且积压无用,即使用也是用处不当,诸臣一定为陛下谈起过这些事。诸臣谈论,陛下按他们的言论行事,做到节省财用。京城的一两黄金,是田野的百两黄金。朝廷节省开支,国家就会有多余的财物,百姓也会有一定的积蓄,陛下何不这样做呢?

百官各有职责,当年的职守迄今未能实行。今日百官废弃各自的职责,或因循守旧,或不认真、不守法,而自以为是。敦促臣子遵守奉行职责以端正士风,停止交纳财税以理清任官的途径,训练选拔军士以免向民间招募。督促那些江湖游说之民,使之回归田土;责成府州县官兼管教育,使百姓懂得礼仪。恢复边境屯田,以便充实边境储备,均衡田赋丁差以便走出困境。检举揭发天下侵渔百姓的官吏、胆怯懦弱的将军、奸佞的官吏,并给以严刑惩处,决不姑息。这样的话,诸臣一定愿意为陛下谈论治世之道。诸臣谈论,而后陛下加以实行,这样的话,那么陛下就会振作起来。陛下振作起来,就能做到百废皆举,百病都除绝。唐虞三代的治世,就会得到复兴。陛下为何不这样做呢?节省财用,振兴国家,又并非只有陛下一人劳苦。九卿总领大事,百职官员分掌职事,抚按科道加以纠正肃清。陛下把持国政、稽览治理的条例并责成他们完成。用心求贤,然后放手任用人才,加上天运好,四时顺当无灾,各自按秩序运行,就会真正做到无为而治了。天地万物本为一体,是它们固有的本性使之然。百姓和顺安乐,也是陛下的真快乐。可以盛赞天地造化的人,就可与天地比高。道与天相通,寿命由人而决定,这是陛下的真正长寿。这其中的道理若可立即悟得,那么于皇上也就会有马上的效果。如果像那样服食不死之药,必得不到至理。不懂得天理却一心想分散爵禄,振作精神,静心修道,悬思妄想,捕风捉影,终究其一身也不过如此而已。要求得这些又怎么可能呢?

君主之道不正,臣子之职不明,是天下第一件大事。在此不上言,更待何时!大臣享受高官厚禄而阿谀奉承,小臣害怕处分而一意顺从,陛下确有不知这些并加以改正的,我为此常怀怨恨。因此愿冒死谏之罪来为陛下进言。天下能治或不能治,百姓能安乐否,都系在此举。诚望陛下留神再三考虑,这是国家的幸事,天下的幸事。


【品评】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如果不是俺的人生观出了问题,那么一定是海瑞疯了。资深老愤青如陈东,在气昏了头的情况下,给高宗这种杂碎提意见,都还知道斟酌词句。而海瑞……俺只能哆嗦着说声:英雄,俺先闪了,你保重!

不能怪嘉靖皇帝还没看完就已经抓狂。换作一个正常的普通人,在听到对方全方位多角度地论证自己是个流氓时,也会生气。何况嘉靖贵为皇帝?

这份著名邮件的牛×程度,把同样以牛B著称的晁错、魏征甩开十条大街不止。

精华之处,让俺叹为观止。

嘉靖,你愚蠢——陛下则锐精未久,忘念牵之而去,反刚明之质而误用之。

嘉靖,你虚荣、荒唐、贪婪、自私——至渭遐举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事例,名器滥矣。

嘉靖,你不配当人老爸,只生不养——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

嘉靖,你残忍、多疑,不配当领导——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

嘉靖,你不配当人老公,光知道包二奶——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

嘉靖,你就是个败家子,扶不起的阿斗,把大明江山都要败光了——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

嘉靖,你的错误很多,前面的我已经说了,但是最大的错误是大搞封建迷信,没文化没素质——且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

嘉靖,以为你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呸!去外面听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全国人民都认为你不是个东西——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

往常大臣向皇帝提意见,只是批评一种或几种政策或措施,这种攻击皇帝的性格和全盘否定他做的一切,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海瑞之牛×,嘉靖愤怒而涕下。嘉靖读完后抓狂了,把奏折往地上一砸,怒吼:抓住他,不要让他跑了!太监赶紧回答:他是不会跑的,这人是有名的傻子,据说他知道自己该死,已经买好棺材了。嘉靖无语,郁闷地把奏折读了又读,一时间反而不知道该做啥。

除了骂,海瑞还是提出了建议的。但稍微研究一下,就能看出来这些建议很有问题。

比如,他嫌朝廷官员太富,要皇帝节省开支,怎么个节省法儿,没了下文。再比如,他还缅怀了伟大的先先先……先帝朱放牛制定的巨细无比的官员负责制,说本来这套东西实在是高。只是搞到现在执行得已经很不力了,严重需要督促各级官员完成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但怎么督促呢?搞个整风?严打?又没了下文。还有,停止捐官,训练士兵,遣盲流回乡种田,加大教育力度,屯田储备,均衡赋税……行,都说的很好听。怎么操作呢?没说。为了保证这个官吏队伍的纯洁性,海瑞还建议首先整顿执政队伍,让大家互相检举揭发腐败分子和光拿钱不干事的人,再狠狠处理。多么美丽的设想啊,这个“四反六反”来一下,也甭谈什么治国了,除了留下一帮打小报告的还剩啥?如果纪检委的也腐败呢?海瑞来亲自领导“大清洗运动”?这恐怕更糟。众所周知,他判官司的原则是:有钱的输给没钱的,地主输给秀才,所以,官员大概可以全洗牌成他那一系的。不过大概在穷人吃不饱造反之前,富人就要先造反了,他们的力量大概还要强些。

总之,基本没啥建设性的意见,而且占的比例很小。可以说海瑞是个空想家,也可以说他就为了攻击而攻击,活该嘉靖被骂,谁叫你丫的满身都是小辫子呢?

为了攻击而攻击,海瑞太牛了!为何如此牛×?这得从集体和个人两方面来解释。

首先,海瑞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他代表了明朝文官的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他没有给嘉靖任何反驳的机会!大不了就是一死!

因为“朱放牛”定下的制度,经过一百多年的孕育,明朝中后期,文官集团地位到达了巅峰。他们普遍特征是:变态地热爱圣人之道,尤其是理学,对道德的追求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喜欢打架,骂人,时不时结成帮派打口水仗,群殴;因为追求完美的道德规范,所以不怕死,动不动就死谏,跟皇帝老子玩命。

海瑞就是集大成者。他是个可怕的完美主义者。做学生的时候,他是个好学生,被同学们称为“海圣人”;在南阳党校当校长的时候,他严格遵守“朱放牛”开国时定下的规矩,对前来视察的官员坚持不跪,被人称为“海笔架”;此外,他定出教约十六条,甄别学生年龄、身份,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狠抓学校纪律,提高教学质量,学生们都称海瑞为“海阎王”。

刚到浙江淳安当县长的时候,海瑞就公布了一个决定:革除所有常例。他把所有的“不合理收费”一刀切,包括县委副书记、县委办公室主任、公安局长、党校校长、各级干部和警察都不能再拿常例!明朝官员工资本来就低,基本仅够一家糊口,如果不拿常例,怎么活?大家都跑了。海瑞不怕。副书记和办公室主任走了,他把活接过来继续干。警察走了,他就从贫困山区招了一帮农民做联防队员,自己负责业务。平时生活,酒肉之类,绝少食用。上司生日、红白喜事,他只写一封贺信。上级来检查工作或者路过,招待住宿都是国初太祖时定下的标准。

有一次,海瑞母亲做寿,海瑞买了两斤肉,浙江省委书记大呼小叫地到处宣扬:听说没?海瑞买肉了,足足两斤!两斤!

此外,作为一个寡妇带大的儿子,他绝对孝顺。三个老婆,有两个因为婆媳关系恶劣,他毅然决然与其离婚,硕果仅存的第三个也死得莫名其妙。作为一个父亲,他十分关心女儿和女儿的名节。五岁的女儿因为接受了家中仆人(男性)的饼,他勃然大怒,说:作为我的女儿,你怎么能随便接受男人的东西,如果你还有点血性,就饿死,我才承认你是我的女儿!小女孩果然很听话,七天没吃东西(很可疑的说),死了。

海瑞是时代的道德标兵,从道德这个层面评价他,只有一句话:好得没法说了!

嘉靖郁闷了几个月,还是把海瑞抓了起来,关进了号子里。杀是不能杀的,要不然自己就成纣王了。放也不能放,这口气实在憋得慌。关了十个月,还没等嘉靖想好怎么做,就死了(气死的可能性比较大)。嘉靖一死,海瑞就被放出来了。据说当时他很痛苦,失声痛哭(嘉靖这么一个人,海瑞却如此悲痛,儒家的君臣观念果然深入骨髓)。之后连升几级,历任北京、南京的高官,最高到达九卿的境界。

但是,海瑞担任的官职基本都是虚职(英明的决定啊)。即使如此,海瑞七十多岁高龄的时候,还在给皇帝建议:犯事儿的人都要处以死刑,剥皮!这是“朱放牛”在N多年前某月某日宣布的正确决定,我们一定要遵守……

让人憋得慌!这是一个偏执狂才能安全生存的时代。比如坏到极点,魏忠贤、严嵩。又比如好到极点,海瑞,但他只能是一个样板工程。

也只能如此了。让人怎么说?我还是闭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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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


张居正 (1525——1582),字叔大,明代著名政治家。湖广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嘉靖进士,1567年入阁。1573年(神宗万历元年)出任首辅。前后当国十年,他是当时明朝统治集团中颇有见识和作为的人。他为了挽救明朝危机,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张居正的改革有显著的成绩。但他死后大受权贵们的攻击,家产被抄。著有《张文忠公仓集》。


被言乞休疏


臣捧读恩纶,涕泗交集,念臣受先帝重托,既矢以死报矣。今皇上圣学,尚未大成;诸凡嘉礼,尚未克举;朝廷庶事,尚未尽康;海内黎元,尚未咸若;是臣之所以图报先帝者,未尽其万一也,臣岂敢以去?古之圣贤豪杰,负才德而不遇时者多矣,今幸遇神圣天纵不世出之主,所谓千载一时也,臣又岂可言去?皇上宠臣以宾师不名之礼,待臣以手足腹心之托,相亲相倚,依然蔼然,无论分义当尽,即其恩款之深洽,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臣又何忍言去?然而臣之必以去为请者,非得已也!盖臣之所处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也则福也。自今以往,将使臣易其涂辙,勉为巽顺悦下耶,则无以逭于负国之罪;将使臣守其故辙,盖竭公忠以事上耶,则无以逃于专擅之讥。况今谗邪之党,实繁有徒,背公行私,习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则此辈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则此辈一年不便。若使臣之所行者,即其近似而议之,则事事皆可以为作威,事事皆可以为作福,睊睊眼之谗日哗于耳,虽皇上圣明,万万不为之投杼,而使臣常负疑谤于其身,亦岂臣节之所宜有乎?此臣之所以辗转反侧,而不能不惕于衷也。伏望皇上怜臣之志,矜臣之愚,特赐罢归,以解群议。博求廊庙山林之间,必有才全德备之士,既有举于国而又无恶于众者,在皇上任之而已。臣屡渎宸严,无任战栗陨越之至。

(神宗下旨:卿精诚可贯天日,虽负重处危,鬼神犹当护佑,谗邪阴计,岂能上干天道。朕亦知卿贞心不贰,决非众口所能动摇,已遣司礼监随堂官往谕朕意,卿宜即出视事,勉终先帝顾托,勿复再辞。

而后神宗再降手谕:谕元辅:先帝以朕幼小,付托先生。先生尽赤忠以辅佐朕,不辞劳,不避怨,不居功,皇天后土祖宗所共鉴知。独此畜物,为党丧心,狂发悖言,动摇社稷,自有祖宗法度。先生不必介意,只思先帝顾命,朕所倚任,保安社稷为重,即出辅理。朕实惓惓情伫望。特赐烧割一分,手盒二副,长春酒十瓶,用示眷怀,先生其钦承之,慎勿再辞。)

为此,张居正上《谢恩疏》以言志:夫事惟求诸理之至当,心岂必于人之尽知。况臣区区之愚,既特孚于昭鉴,则者呶呶之口,诚无足为重轻。谨当仰体圣怀,益殚赤悃,冰霜自保,虽嫌怨以奚辞;社稷是图,何发肤之敢惜。

译文

我捧读圣旨,不禁涕泪横流,想我当初受先帝的重托,就决心以死报恩于陛下。现在皇上年幼,学业还没有成;各种礼仪,都还未全部举行;朝廷的事务,还未全部理顺;海内的百姓,也未都享受安乐;这是我之所以图谋报答先帝的大事,未能实现,又怎么敢撒手离去不管呢?古代一些圣贤豪杰之士,怀抱高才美德而不为时所用的事也很多,现在我却幸遇皇上的知人用人。这就是所说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又怎么可以撒手离去呢?皇上以贵宾老师之礼加宠于我,以手足心腹之情托寄于我,相亲相爱相靠、关系和睦,无论情分义务我都尽力履行,皇上待我恩重如山,恩深似海。我也常有不能明察皇上心意的时候,我又怎么忍心离皇上而去呢?然而现在我一定请求离去,也实在是迫不得已。我所处的地位高且危险,所从事的是皇上的大业,所写的是皇上的圣言。现在那些弹劾我的人认为我擅权作威作福,而我之所以替代皇上掌管朝政,不是作威而是有福。从今以后,如果让我改变路线,停止改革,以取悦于下面守旧的臣子们,那么我就没法逃脱辜负国家的罪过;倘若使我坚持改革,竭忠尽力效奉皇上,那么我又无法逃脱擅权的骂名;况且现在谗邪小人,结党营私,假公济私,积弊已很久了,我一天不离开朝廷,这些人就一天不方便,一年不离开朝廷,那么这些人一年就不方便。如果使我的所作所为,让他们来议论的话,那么凡事都可以被说成是作威,凡事都可以被说成是作福。意气用事的讥谗之言不绝于耳,即使是皇上圣明,不投其所好。而我却常常背负怀疑诽谤,这难道是与我的节操相符合的吗?这就是我之所以辗转反侧,而不能不向皇上一表衷诚的原故。祈请皇上怜惜我的心愿。考虑我的愚钝,特赐我辞官归家,以安慰众人的谤议。希望皇上广泛搜罗那些隐居在山林庙堂之内,既有全才又有美德的人士,并任用于朝廷,使他们既有功于国又不为小人所痛恨。我多次亵渎圣旨,实在是胆颤心寒。

(神宗下旨:爱卿精神忠诚可嘉可与日月同光辉,你虽然负担重,处境艰难,魁神也会有感于你的赤诚而保佑你,奸佞小人的谗言伎俩,又怎么能干扰上天的公正呢?朕也知道你忠心不贰,决非小人之言所能动摇的,朕已派司礼监随堂官去讲明朕的意图,你应即刻出来总理事务,以不负先帝重托,不要再推辞了。

而后神宗再次降手谕:告元辅(居正的字):先帝以朕年幼,托付给你。你尽心竭力辅佐朕,不辞劳苦,不避怨言,不居功自傲,这是皇天后土所共同明察知晓的。独有这些奸佞小人(指刘台等),结党营私,丧尽良心,散发错误的言论,动摇国家的安定,自有祖宗的法度来惩罚他们。你不必介意小人的指责,要切记先帝的重托,朕的依靠,确保国家安定太平,立即出来辅佐朝政。朕诚恳希望你能不负朕意。今特赐与你烧割一分,手盒二副,长春酒十瓶,以示朕对你的关切,你务必承领,千万不要再推辞。)

为此,我又呈上《谢恩疏》以表明心志:凡事务要求得通情达理;人心又何必一定让人全部知晓。何况以我区区愚诚,既已为皇上所相信重用,那么那些多嘴之舌,确实是无足轻重。我会仰承圣旨,更加发奋自励,即使难免有嫌怨之言又何以值得去计较呢;国家社稷为重,怎敢吝惜个人的得失与否。


【品评】

玩儿的就是矫情


以前俺老家二奶奶跟二爷爷吵架,爱满地打滚儿(旧社会成长起来的劳动妇女,没啥文化,可以理解),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陈述她对老刘家的贡献,比如生了仨带把的,比如……俺二爷爷纵然是个浑人,对这招儿也没辙。俺怀疑每当此时他总在默默地迷惑着,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负于淳朴的劳动妇女。

老张的《被言乞休书》猛然看上去就挺像俺二奶奶的演讲,题目是《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希望你放手让我走,永远不回头》。跟劳动妇女一样,情到深处,情不自禁,老张也是未语泪先流,哭得声情并茂,我对这个家,对你,还是很留恋的啊。

非常煽情。口口声声当年先帝的恩情,口口声声皇上恩重如山。可改革还没有完成就要离开皇上,真是柔肠寸断,百转千回,万分纠结。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斗争太尖锐,少数保守党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煽动,动辄大鸣大放,一触即发。我是他们眼中最大的阶级敌人,他们随时准备把我斗垮斗臭,我……我……我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我本将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罢罢罢,不如归去,希望皇上找到一个德才兼备的好人,将改革进行到底。

结尾处,俺们看到老张蹒跚离去,“臣屡渎宸严,无任战栗陨越之至。”主题音乐响起: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俺从不担心二奶奶跟二爷爷离婚,女人使小性子而已,自己搭个梯子顺着往下爬;就像俺从不相信老张真的就拍拍屁股甩手走人一样。此时改革刚刚打开局面,哪能真舍得就此放手?主要是这次的事情确实闹得有点大,老张若不顺势耍点脾气,寻死觅活一下,真的不好下台。政客的手腕往朴素里看,也就是劳动妇女智慧的升级版。有那么点儿意思。

张居正搞改革,严重得罪了一批人:既得利益阶层,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再加上明朝言官都喜欢动不动就死磕,所以纠缠老张的挺多,弹劾他的有,含沙射影地骂他的也有。但都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把事情搞大的是刘台。

万历三年,戚继光与李成梁两军大败长董狐狸,获得辽东大捷。报捷本该是辽东巡抚的事,可身为辽东巡按御史的刘台官迷心窍,抢先把消息发了出去,还琢磨着这次能不能往上升一级。张居正很不爽,刘台相当于越级请示,军事压根儿不属于他的管辖范畴。于是,老张对刘台进行了警告处分,记大过一次。

刘台气昏了,满腔怒火化为了报复之情,新仇旧恨一并涌上心头,精心炮制了一篇小字报,还发给了万历。

这对老张刺激大发了。其一,刘台是他的学生,刘台的官位也是他举荐的。但刘台说了:“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终不可以荐举之私恩,忘君父之大义。”这不啻于光天化日之下打了张居正一耳光:学生都反对你,你混得太差了吧?其二,刘台这张小字报写得有一定的水平,说张居正控制言论,拉帮结派,贪污受贿,还举出了具体事例。控制言论、拉帮结派,这是往难听了说,有点夸大。

老张控制言论那是有的,不过比较过激的事发生在后来。他很怕知识分子夸夸其谈搞坏了人民思想。万历七年,关了全国六十多家书院,不准搞小沙龙小团体,不准传播反动言论。其中有个刺头儿何心隐,往好处说就是空想家,往坏里讲,他有点像邪教头头,疯狂传道,还顶风作案搞非法社团,称之为“会”。老张看不顺眼,让人把何心隐给抓起来,关进了号子。后来何心隐在牢里被打死了。这笔账自然被文化人算到了老张头上。这是后话,扯远了。

事实上,张居正此时控制言论就是处分了几个反对他的言官,余懋学、傅应祯等。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至于拉帮结派,张死后,万历秋后算账,想找出所谓“张党”,硬是一个也没找出来。此时刘台指的是张居正一手提拔的张四维、张瀚等人。

还有,贪污受贿,张居正很廉洁,没亲自搞,不过他老爸,儿子在老家江陵后方大搞特搞。瓜田李下,一时还真说不大清楚。

客观地说,刘台的确有点上纲上线,但貌似又有理有据,似是而非,让人一下子还真没法儿反驳。

张居正那是从未有过的尴尬。不可能辞职,他排除万难,下定决心搞改革,眼看希望在前方,岂能说放弃就放弃。但是刘台这一刀戳得这么狠,若轻易罢休,以后怎么开展工作?岂不是谁心情不好都朝我老张放炮?

这种情况下,张居正哭哭啼啼地交了辞职信,即《被言乞休书》。万历当然不肯放他走,好话说尽,还骂了乱嚼舌根的小人一通。老张自然不肯这么快就下梯子,毕竟是政治,又不是和老婆吵架。第二天再次请求辞职,还赖在家里不肯上班。万历又是一通好劝。

如此几次三番,万历还送来了好烟好酒,老张觉得面子赚足了,让那些王八羔子也看清楚了,不是老子赖着不走,实在是领导不肯放人,遂愉快地写了《谢恩疏》。看题目就知道,无非是些,虽然我个人感情上受到了伤害,但这并不重要,从今往后更要好好工作,报答领导知遇之恩。

至于刘台,开始也不惨。本来万历想责以“廷杖”,不过张居正不肯,认为处罚太严厉了,亲自去给刘台说情,所以刘台只是被革除了一切职务。但后来没过多久,张居正秋后算账,找人查处他以前“贪赃枉法”的事,刘台最终被关了进去,死在牢里。

想想明末这样腐败颓废的乱世,居然神奇地出现了十年回光返照,自然不是王安石那样的“拗相公”硬碰硬就能做到的。某些问题上,居正玩的就是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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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清末淮军领袖,洋务派首领。1847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53年奉命在安徽督办团练,1861年回乡组建淮军。1862年任江苏巡抚,1864年封为一筹肃毅伯。1870年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896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1901年病死。


奏中日会议和约已成折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钦差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伯臣李鸿章跪奏为中日会议和约已成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奉旨驰赴日本,自抵马关以后,历将议约情形,详细电奏。屡蒙训诲,得有遵循。综计自二月二十四日以后,迭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陆奥等会议,和商停战,要挟甚多,继索约章,又靳不与。二十八日,臣由会议处归途被刺。三月初三日,陆奥面交节略,允即停战,二十一日,要挟之款乃噤不提。嗣后屡催约款,与寻常议约不同,其意隐以同治年间德法成案为根据。美律师科士达深虑决裂,恐难力争。臣仍力与坚持,多方开导,直至十六日会议。伊藤交到改定约章,较之原约颇有删易。越日,专函申言,此为末尾尽头办法,近似西例所称“哀的美敦书”,若不允,即行决裂,臣仍令臣子经方迭赴伊藤处婉与磋磨,但期争回一分,即免—分之害。而伊藤坚执云至,直云无可再商,无可再改。且十七、十八、十九等日已派运船六十多艘,载兵十万,分起由马关出口驶赴大连湾、旅顺一带,听候小松亲王号令,必欲直犯京畿。停战期限将满,既不肯展,更图大举,势殊岌岌。臣查二月初七日,王大臣等会奏,以宗社为重,边徼为轻,当此险危间不容发之时.臣未敢一意斥驳,以贻君父之忧;又不敢率意擅行,以从敌人之欲。正在万难处置之际,旋奉二十日谕旨:“如竟无可商议,即遵前旨,与之定约。钦此。”二十一日,臣又赴公所会议,竭力与争.几于唇焦舌敝,彼虽坚执,而让地划界、赔款利息、内地租栈、日银纳税各节,尚勉从删改,当即订定。二十三日两国全权大臣公同鉴画,二十四日臣即展轮回津。

伏惟皇上灼知时局,计息战争,简畀微臣,任以专使。臣何暇为一身之计,以重九重之忧?惟是汉刘敬之赴朔北,当时本属从权,宋寇准之盟澶渊,同朝或以为辱。臣适当事机棘手之际,力争于骄悍不屈之廷,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复不能稍戢强敌之贪心,中夜以思,愧悚交集。所最疚心者,赔款虽减,尚有二万万两;奉天迤南虽退出多处,而营口至金、复一带不肯稍让,台湾兵争所未及,而彼垂涎已久,必欲强占。或有为之解者,谓凤、岫、金、复、海、盖一带,宋明以来本朝鲜属地,我朝未入关以前所得,台湾则郑成功取之荷兰,郑本倭产,康熙年间始归我国版图。今倭人乘胜踞朝鲜,遂欲兼并其地,事非偶然。然而敌焰方张,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昏耄实无能为,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救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

谨照钞画押条约,并威海卫暂行留军专条,校正文义另款及日本改划奉天界图,恭呈御览,并将和约原本专员赍送军机处,敬候批准,早日派员互换,以便两国停战撤兵,共图休息。

再伊藤等原约等十款批准互换日起,按兵息战,不肯更改,必欲于画押后二十日办结。臣与辨争至再,仅允展至二十一日,在烟台互换。又画押时与商,亦应展期停战二十一日,议立另条附约本之后,一并画押,合并陈明。

所有中日会议和约已成缘由,谨会同全权大臣臣子李经方缮折,由驿六百里驰阵,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译文

因为中日和约已经签定,钦差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伯李鸿章跪着奏禀,请求圣上明鉴此事。

我接到圣旨便去日本,自到达马关之后,多次将商议和约的情形通过电报来详细奏禀了,又多次得到圣朝的教导训示,使我的行动有章可循。自从二月二十四号以后,反复与日本的全权大臣伊藤、陆奥等人会议商议,对于停战讲和,他们要挟很多,接着他们索要签约章程,我们自然吝惜不给。二十八号我从会议商议的地方回到住处的路上被人行刺。三月初三,陆奥当面交上节略,答应先停战二十一日,要挟的赔款便闭口未提。过后几次催交条约条款,才在初七交到。我一面通过电报请求圣上训示,一面写了文件反驳他们的要求。伊藤等的答复口气很坚决,说是战争之后的条约赔款,与平常的条约商议不一样他们隐含的意思是想以同治年间德国法国的已有做法为根据。美国律师科士达很忧虑和谈破裂,担心难以力争。我仍然是全力坚持不移;从不同的角度来开导他们,直到十六号的会议。伊藤交来了修改后的条约,和原来的条约比起来,有一定删改。第二天,他还专门来了一封信说,这是最后的办法,竟然好像西方国家所谓的“哀的美敦书”,如果不答应,就准备决裂。我派儿子李经方几次到伊藤那里委婉地进行磋商,只希望争回一分,就会少一分之害。但是伊藤坚持强硬到了极点,直说没有什么可以再商议和改动的东西了。并且在十七、十八、十九等几天内已派运兵船六十多艘载装了十多万兵工,分批从马关出航,驶向大连湾、旅顺一带去了,他们听候小松亲王的号令,必想直接进犯京城。停战的期限将满,他们既然不肯放宽期限,更想大举进犯,形势就十分危急了。我查检到在二月初七那天王大臣等人共同奏禀,主张以祖宗社稷为重,边防战事为轻,在这危险间不容发的时刻,我不敢一意驳斥,留下君王的忧虑,又不敢草率独行,来助长敌人的贪欲。正在十分难以处置的时候,立刻收到了二十号的谕旨:如果竟然没法可以再商议,那就遵照前一个谕旨所说的,与他们定约吧。钦此。二十一日,我又到进行商量议约的地方,竭力争取,几近于唇焦舌干,他们虽然坚决强硬,但割地划界,赔款的利息,内地租栈,日银纳税等节,还是勉强根据我方的意见进行了删改。当时就决定在二十三号两国的全权大臣一同签示,二十四日我就要启航回天津了。

皇上洞知时局,想平息战争,派下我这个小臣出任专使。我哪有时间考虑自己的事情比忧虑圣上的事还要重呢。只是像汉朝的刘敬之到朔北,在当时本是听从指令,宋朝的寇准在澶渊与外敌签盟,同朝有人以之为辱。我在事情十分棘手的时候,在骄悍不屈的地方进行力争,既不能免于衰残老体被刺杀,又不能稍微地遇上强敌的贪心,深夜想起这些,惭愧忧惧交织在一起。我最内疚的是,赔款虽然减了一些,可仍有二万万两;奉天迤南虽已退出多地,但敌人在营口至金、复一带却不肯让出一点,台湾是交战时未涉及的地方,而他们却垂涎已久,肯定想强占。可能会有人这样说:凤、岫、金、复、海等地,宋明以来本是朝鲜的属地,是我没有入关时占得;台湾则是郑成功从荷兰那里占取来的,郑成功本来就是在日本出生的,康熙年间台湾才归入我国版图。今天日本人乘胜占领了朝鲜,想接着占领这些地方,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敌人的气焰再是嚣张,得到了我们的巨额赔款和沿海富庶的地方,已是如虎添翼,后患将不知有多少。我年纪已大,实在无能为力,深切盼望皇上能在上振作自勉,内外臣工同心协力,尽早变法求才,自强不息战胜敌人,那么,天下则大幸了。

我小心照抄画押的条约和威海卫暂时执行军专条校正文义另款及日本人改划的奉天地图,一起恭敬地送呈给皇上查看,并将和约的原件派专人送到军机处,敬候朝廷批准,早日派人与日本互换文本,以便两国停战撤兵,共图休养生息。

又,伊藤等原来的条约第十款批准从互换文本那天起,要收兵息战,不肯更改,一定要在画押后二十日内办完,我与他争论了几次,只同意延迟到二十一日在烟台互换。又画押时与他们商量,也答应延长停战二十一天,当时商量立另条附在条约的后面,一并画押,共同向上陈述清楚。

所有中日会谈商议和约已成的缘由,会同全权大臣的儿子李经方写的奏折,从驿站六百里飞驰传送,恭请皇上明鉴此事。臣下李鸿章小心奏禀于上。


【品评】

倒霉的裱糊匠


这封奏折是个比较郁闷的工作总结。

公元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亚洲有两个国家在大张旗鼓地搞改革开放。一个是鸟蛋大的岛国日本,另一个是大清帝国。日本主要是个年轻人在搞,叫伊藤博文,他的领导明治天皇年轻有为,思想开放。这次改革被称为“明治维新”。清国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即是国家总理兼河北省省长李鸿章,他的顶头上司是个除了搞人事斗争,屁事不懂的老太婆——慈禧太后。这次改革史称“洋务运动”。

改革搞得不容易,有不少同志给李鸿章使绊子,但好歹还是磕磕绊绊地搞下去了,而且貌似搞得不错,设工厂、办电报、修铁路、开银行……最让李鸿章得意的是大清帝国的海军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听起来很牛,如果能把排名保持下去也不错。

可在慈禧眼里,国防显然不如娱乐来得重要。她挪用海军军费去修了园子,于是1889年后,北洋水师没添过新舰、新炮,连弹药也多是过期、不配套、不合格产品。除此之外,军队虽然用上了洋枪鸟炮,可搞的还是老一套,换汤不换药,时间一长,腐败很严重。开玩笑,整个大清国都在比赛着搞贪污腐化,上梁不正下梁能不歪么?

小日本呢?开始北洋水师的世界排名还狠狠震了他们一把,是他们追赶的目标。为此,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同心协力搞经济搞国防,连明治天皇也每天只吃一顿饭,瘦得皮带都紧了两扣。大清搞了几十年,还在封建农业国徘徊,小日本已经鸟枪换炮,迈进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两厢对比,直接后果就是:1895年甲午海战的PK中,北洋水师的炮少,发射慢,好不容易发射出去了,也打准了,炮弹还不爆炸。你说这仗怎么打?加上李鸿章指挥失误,更是寡妇死了儿子,没希望了。

最终,大清帝国战败,老李苦心经营二十年的海军也彻底报销。

天,俺堂堂宇宙超级大国竟然被一个鸟蛋搞定了,清政府眼冒金星,脸上发烫,羞死人啦……还好,强暴就强暴,也不是第一次,习惯了就好,鸦片战争以来倒也挺熟练了。回过神儿来,慌忙要求谈和。小日本答应得挺痛快。成,不过要李鸿章亲自来谈,换谁也不行。

出差之前,各部门的同事还挺隆重地为李鸿章饯行,带着老太婆的殷切期望,他来到了日本马关。作为世界政坛的外交政治明星,他当然清楚这事儿的后果,搞不好就会跟宋朝著名汉奸秦桧同志一样,被万人唾弃。于是,他到了日本也很小心,“历将议约情形,详细电奏”,早请示晚汇报,领导怎么指示,他怎么做。回头这事儿被人民群众追究起来,他也就是个从犯,待遇不会太离谱。谈完之后,最后这篇老李的血泪工作流程也被汇总到一篇会议报告中,上交最高领导以作备份:《奏中日会议和约已成折》。

临行前老太婆千叮咛万嘱咐,李鸿章谨记在心,时刻不忘。所以,1895年3月21日,中日第一次谈判,日本“要挟甚多,继索约章,又靳不与”,他还是坚强地顶住了。鬼子提的什么要求呢?要求占领山海关、天津沿线,清政府管吃管喝管住,零花钱另算。这条件李鸿章打死也不会答应,这不直接等于放了条狼在北京门外么?老太婆最怕的就是这个。她早在电报里强调过了,只要日本人不把她的老窝给一锅端了,啥条件都好商量。可日本人早就破译了密码,知道了老太婆的底牌,自然啥要求都敢来。

3月24日下午,第三次谈判还是没谈拢,李鸿章很郁闷地走在回家路上。结果,更郁闷的事发生了,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愤怒小青年,小山六之助对着他就是一枪。因为小青年希望借刺杀李鸿章,进一步挑起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

子弹留在眼睛下一寸的骨头里。李鸿章没死。但伊藤博文相当冒火,他压根儿就没打算继续打,就想趁机敲笔竹杠,见好就收。现在被愤青这么一整,要是李鸿章顶着大包,回到北京到处哭诉,早就很不平衡的几个欧洲大佬肯定要趁机出头,他小日本的好事儿就完了。
李鸿章也许想到了这点,可还是没胆子做。28号,伊藤博文亲自来到他的住所,高姿态宣布天皇下令停战。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李鸿章喜出望外。

接下来的十几天,李鸿章都在和日本软磨硬泡,讨价还价条约的赔款细则。最初,日本人狮子大开口,要价三亿大洋。请示老太婆,老太婆说:你看着办吧。没办法,李鸿章“仍力与坚持,多方开导”,终于把赔款数额减少了一亿。日本人死活不肯再变动,而且还吓唬李鸿章,说“且十七、十八、十九等日已派运船六十多艘载兵十万,分起由马关出口驶赴大连湾、旅顺一带,听候小松亲王号令,必欲直犯京畿。”态度倒和老太婆比较一致,通俗点说:我们的人已经出发了,你丫看着办吧。

看着办,看着办,真是耍泼的耍泼(老太婆),耍横的耍横(鬼子),难为死了李鸿章。“臣末敢一意斥驳,以贻君父之忧,又不敢率意擅行,以从敌人之欲。”正两头为难中,政府发来指示,表示:就这样吧。死也好活也好,李鸿章终于要解脱了。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这种工作汇报里,自然通篇都没有好消息,没办法,最后老李也只有靠展望未来给汇报加上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救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说得冠冕堂皇高瞻远瞩,我估计老李大概也在心里骂:老太婆,变法这东西要没有点魄力和朝气,边变边琢磨着自己锅里是不是少了点儿,还不如不玩。老子真是一个苦命人。

李鸿章带着屈辱和脸上的绷带回到了北京,发现国内舆论果然已经一边倒。领导怪罪办事不力,当初饯行的同事认为他丧权辱国,人民群众认为他拿了日本人的黑钱,更有人放话出来,扬言一定要做掉这个王八蛋、大汉奸。

没法儿,李鸿章只好辞掉职务,跑到贤良寺隐居去了。据说有回和朋友喝夜啤酒,心里憋屈得慌,一边喝一边感叹:我就是个裱糊匠,清朝就是个纸房子,我也就能这里补补那里补补,其实顶不了啥事啊……

这个时候的李鸿章,还没想到,1901年,他快死的时候,还有一个更屈辱更离谱的《辛丑条约》等他去签订。要说这个裱糊匠也确实够倒霉,眼看破破烂烂的房子再被戳个大洞已经很郁闷了,临了还要被榨取一下剩余价值,多背上一个大锅,的确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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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昕


王昕,清末光绪年间人,曾任都察院御史。“杨乃武冤狱”为清代四大奇案之一,它先是经过县、府、省和钦差大臣审定为“奸夫淫妇”案,当事者被判之斩立决和凌迟,后几经曲折,时逾三年,官师打到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两宫皇太后那里,终于经刑部复审,平反昭雪,自封疆大臣以下数十名官吏受到处分。王昕奏折即为刑部复审此案后的一个报告。


奏杨乃武葛毕氏冤案折


(光绪二年十二月)

伏读本月十六日上谕:刑部奏承审要案复验明确一折,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连身死一案,该县原验葛品连尸身系属限毒殒命,现经该部复验,委系无毒因病身死,所有相验不实之知县刘锡彤,着即行革职,即着刑部提集案证,讯明有无故勘情弊,及葛品连何病致死,葛毕氏等因何诬认各节,按律定拟具奏。钦此。仰见我皇上钦恤用刑,慎重民命之至意。臣愚以为期罔为人臣之极罪,纪纲乃驱下之大权。我皇上明罚敕法,所以反复求详者,正欲伸大法于天下,垂炯戒于将来,不止为葛毕氏一案雪冤理枉己为。

伏查此案奉旨饬交抚臣详核于前,饮派学臣复审于后,宜如何悉心研鞫,以副委任。万不料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至于此极。现经刑部勘验,葛品连委系因病身亡,则其原定供招证据尽属捏造,不问可知。夫借一因病身亡之人,罗织无辜,锻炼成狱,逼以凌迟重典。在刘锡彤固罪无可逭,独不解杨昌、胡瑞澜身为大臣,迭奉严旨,何忍朋比而为此也。胡瑞澜承审此案,熬审逼供,惟恐翻异,已属乖谬。而其前后复审各折片,复敢狂易负气,刚愎估终,谓现审与初供虽有歧异,无关罪名出入,并请饬下各省著为律令。是明此案尽届子虚,饰词狡辩,淆惑圣聪,其心尤不可问。而杨昌于刑部奉旨行提人证,竟公然斥言应取正犯确供为凭,纷纷提解,徒滋拖累。是直谓刑部不应请提,我皇上不应允准,此其心目中尚复知有朝廷乎?臣揆胡瑞澜,杨昌所以敢于为此者,盖以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冲龄践阼,大政未及亲裁,所以藐法欺君,肆无忌惮。此其罪名,岂止如寻常案情专欲故人误入、已决未决比例轻重也?

臣惟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该督抚明知其冤,犹以怀疑误控奏结。又见钦差查办事件,往往化大为小,比小为无,积习瞻徇,牢不可破。惟有四川东乡县一案,该署督臣文格,始而回护,继而检举。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饰。可见朝廷举动自有风声,转移之机正在今日。臣亦知此案于奏结时刑部自有定拟,朝廷必不稍事姑容。惟念案情如此支离,大员如此欺罔,若非将原审大吏究出捏造真情,恐不足以昭明允而示惩儆。且恐此端一开,以后更无故忌,大臣尚有明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臣惟伏愿我皇上赫然震怒,明降谕旨,将胡瑞澜、杨昌瞻徇欺罔之罪,予以重惩。并饬部臣秉公严讯,按律定拟,不得稍有轻纵,以伸大法于天下,以垂炯戒于将来。庶几大小臣工知所恐惧,而朝廷之纪纲为之一振矣。

译文

读到这个月十六号的圣谕:刑部奏来承担审讯要案再次检验明确的一个折子,浙江省余杭县人葛品连死亡一案,这个县原来检验葛品连的尸身是服毒丢了命,现在经过刑部再次检验,确实是没有中毒而是因病死亡。原有检验不实有假的知县刘锡彤,要立即革去他的职位,马上派刑部提案收集相关证据,审讯弄明白有没有故意作弊,包括葛品连是害什么病死的,他的妻子葛毕氏等人为什么胡乱认下罪等事,请校律例考虑裁定的写成奏折。钦此。我们知道了皇上体恤用刑,对百姓性命十分慎重的心意。我认为欺君罔上是为人臣子的最大的罪过,纪律纲领是统治天下最重要的准绳。皇上明行惩罚慎重用法,之所以反复询求案件详情,正是想在天下申明国家大法,为将来留下醒目的警诫,不仅仅只为葛毕氏一个人的案件来雪冤。

查检此案,开始有巡府奉旨进行了详细的查核,后来又由皇上派来的大臣进行了复审,本应该尽心研究案件,以圆满完成上面委任的事情。万万没有料到有人照顾人情乱用法典,欺骗上面大行私事,颠倒是非达到了极点。现在经过刑部勘验尸身,葛品连的确是因病死亡,原来定下来的供词证据全都是凭空捏造的,这不需问就可以知道了。以一个人因病死亡作借口,抓捕无辜的人,拷打成招,逼他同意接受凌迟处死的重刑。对刘锡彤来讲,自然是罪责难逃,我只是不理解像杨昌、胡瑞澜这样的大臣,几次接到圣上严加详询的谕旨,为什么也要与刘锡彤等串通一气狼狈为奸。胡瑞澜承担审理此案,使用熬审逼供的手段,惟恐犯人翻案告白,这已是十分荒谬。他的前后复审后上报的奏折和片子,又敢大胆狂易负气,刚愎不改,说现在审讯的结果和初次的供词虽有不同的地方,但都与已定下的罪名无关,并还请皇上传令各省作为律令。这种情况,是明知此案全是子虚乌有而玩耍文字把戏进行狡辩,企图迷惑圣上的眼睛,不知道这是安的什么心。杨昌在刑部接到圣旨去提审人证,竟公然口出狂言说应该取正犯确认的供词为凭,这样不断地提审解拿,只是白白地增加拖累。这是明目张胆地讲刑部不应该请求提审,皇上也不该答应,这样,他的心目中不知道还有没有朝廷。我估计胡瑞澜、杨昌之所以敢于这样,是想到只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的年纪小,大的政事没能亲自裁决,所以就藐视法律欺骗君上,全没有一点顾忌。他们的罪名,岂只是像平常的案情专想故人误入,已判决未判决在律例上的轻重的不同考虑呢?

近年来各省到北京控告的案子,从没有一件平反的,这个督抚明明知道案情有冤,却仍以怀疑是错误的控告来奏禀结案。近年来钦差办事件,也常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积习缠绕,牢不可破。只有四川东乡县的一个案件,这个县的县督文格,先是护着不报,接着是检举。如果不是这个案件在前,其他有些案件未必不是始终欺君罔上。可见朝廷举动自然有所表现,扭转弊端的时机正在今日。我也知道在奏禀结案时刑部自有考虑裁定的意见,朝廷一定不会有一丁点的姑息。只是考虑到案情如此曲折,有关官员这样的欺君罔上,如果不把原先审定此案的官员拿来搞清他们捏造事实的真相,恐怕不足以表明朝廷的清明,也不足以表明一种惩戒警示。并且担心这个头一开,以后会有人更加无所顾忌,大臣如果有了彼此勾结的势头,朝廷就会出现被孤立的危险。我只愿意皇上能勃然大怒,明确地降下圣旨,把胡瑞澜、杨昌彼此勾结欺君罔上的罪过给予重重的惩罚。并传令各部大臣秉公审讯,依法定罪,不得有半点失误,从而向天下申明国家大法,为将来留下醒目的警戒。希望各级臣工知道害怕,而朝廷的纪律制度也能因此而严肃振作。


【品评】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清朝最高检察院院长王昕给光绪的折子也是个工作汇报。是杨乃武和小白菜案子的终审结果,同时请示领导该如何处理。

这个案子很复杂,简单说说,就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浙江省余杭县有个大学生,叫杨乃武,年纪比较青春,长得比较帅,家境比较小康,做人比较正直,有老婆有儿女。

毕秀姑和老公葛品连是租杨家房子住的打工一族。葛品连在豆腐店打工,外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武大郎。毕秀姑待业在家,长得挺不错,再加上平时喜欢穿绿色衣服,围个白围裙,别人就送了个外号“小白菜”。

小白菜和杨乃武低头不见抬头见,外形又比较相称,时间一久,社会上就传言两人有一腿,一些待业小青年见到两人还要暧昧地喊“羊吃白菜”。

有一天,葛品连得了热伤风,硬撑了两天感觉实在不行了,就叫小白菜去买桂圆和东洋参回来补补。没想到,一补就补死了,耳鼻还流出了淡色血水,搞得有点像中毒身亡。本来小白菜的婆婆对儿媳妇的绯闻就很不爽,这下更觉得有内情,就到县法院告状。

而县法院院长(兼余杭县县长)刘锡彤早就和杨乃武有过节。前面说了,杨乃武是个正直的大学生,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和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现象作斗争。刘院长以前是税务局的小科长,大搞不合理收费,后来被杨乃武向有关部门举报了,丢了乌纱帽。现在这官位还是他用钱捐来的。你说刘院长有多恨小杨?

再加上当时社会舆论已经一边倒,“毕金莲”和“杨门庆”通奸杀了“葛大郎”的新闻满天飞,甚至登上了地摊小报的头条。法医也就敷衍了事地验了验尸,下了个结论,说这人就是中毒死的。刘院长很高兴很激动地把奸夫淫妇抓了起来,严刑拷打。最初两人不招,后来辣椒水老虎凳什么的,甚至“乳头穿刺,滚水浇背”这些招数都用了,终于招了。

证据证词很多都挺可疑,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么。不过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经过刘院长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地上下打点,这个杀人案报到了地级市市长陈鲁,浙江省省长杨昌濬那里,都维持原判。法宝有二:一、造假证,证人的证词也被改得面目全非;二、行贿。

陈鲁市长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胡乱看了看档案,审了审犯人,觉得差不多这么回事儿就成了,反正死的又不是自己儿子;杨昌濬省长拿了刘院长的银子,自然要正义凛然地为社会除害,维护社会和谐健康发展。何况,这些年捂下来的事儿还少么,工作组哪回较过真?上头比下面更乌烟瘴气,哪有心思管这种小事儿?你好我好大家好,这就成了。

眼看老公要被判处死刑,杨乃武老婆詹彩凤和他姐姐到处上访,最后跑到北京直接跟中央反映去了。这次进京上访没啥效果。两人通过关系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由于浙江方面早就通了通话,再加上看到的确是两个落魄的妇女同志,批:已阅,转浙江省高院处理。高院院长杨昌濬批:已阅,转陈鲁同志处理。转个背,案子又回到杭州市中级法院院长陈鲁手里。

不用说了,刘锡彤高兴死了。陈鲁也比较愉快,这下又落到老子手里了哈。维持原判,奸夫淫妇死刑。

亏得詹彩凤有“秋菊打官司”劲,开始了第二次上访。这次上访阵仗闹得比前次大多了,得到了国内多家媒体报道,比如“京报”、“申报”,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影响,不过这次舆论是倒向杨乃武一边。而且第二次进京,詹彩凤得到了来自家乡人民的亲切关怀,有三十多个浙江籍官员力挺小詹,强烈要求皇帝重新调查此案。

于是,中央派出了专案小组去了浙江,小组负责人是胡瑞澜。胡瑞澜在浙江的表现,王昕院长的信件里说得很愤怒、很清楚:“在刘锡彤固罪无可逭,独不解杨昌濬、胡瑞澜身为大臣,迭奉严旨,何忍朋比而为此也。胡瑞澜承审此案,熬审逼供,惟恐翻异,已属乖谬。而其前后复审各折片,复敢狂易负气,刚愎估终……竟公然斥言应取正犯确供为凭,纷纷提解,徒滋拖累。”说我就不明白,既然胡瑞澜、杨昌濬直接受中央的委托调查这件事,为啥还敢这么猖狂,继续弄虚作假,严刑逼供,非要一条道儿走到黑?!难道是因为知道皇上您年纪还小,说话不算数,都是老太太拿主意,所以也不把您当盘菜?

这恐怕只是一方面。这案子已经翻过一次了,牵扯到的人,除了我在前面点名批评的几个外,数不过来。杨昌濬是湖南籍同志,大家都知道,官场上不看同门就看老乡,搞不好就是个姻亲之类的,总之,前前后后湖南帮牵扯进来的不少,集体对胡瑞澜又恐吓又行贿又……胡瑞澜也就从了。可不是?这事儿要是被自己压下来,以后能添多少好兄弟好同志啊,要是脑子发热说了真话,貌似也没啥好处,得罪的人多了,以后咋混?

很愉快地,小胡带着严重注水的工作总结回到了首都,当然还是维持原判。湖南帮爽high了,连着好些日子开party请吃请喝,庆祝从此高枕无忧鸟。

湖南帮爽了,浙江帮就不爽了。拿我们挺小詹的三十多个人下菜呢?何况,以前很多时候还有些宿怨(此处省略一万字)不是?这回正好是个那啥啥啥的好机会。要不当初对詹彩凤无条件友情支持啊?在官场上混了这么久,哪有这么天真纯洁浪漫富于理想,空了吹。

此时,浙江的三十多个读书人集体上访,强烈要求再次重审。浙江帮当然表示支持。要是这事儿不翻案,不仅丢浙江官的脸,简直全浙江读书人的皮都臊尽了。

翻案风吹遍了神州大地,把老太太也惊动了,亲自下了指示,再审此案。审讯结果如王昕的报告:“现经刑部勘验,葛品连委系因病身亡。”病死的!敢情不是一个悲剧,纯粹就是TMD闹剧!

王昕在最后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臣惟伏愿我皇上赫然震怒,明降谕旨,将胡瑞澜、杨昌濬瞻徇欺罔之罪,予以重惩。并饬部臣秉公严讯,按律定拟,不得稍有轻纵,以伸大法于天下,以垂炯戒于将来。庶几大小臣工知所恐惧,而朝廷之纪纲为之一振矣。”说皇上,我强烈要求严惩这几个混蛋,不杀几只鸡,下面的猴子不知道害怕!

结果呢?在怎么处分这个问题上,浙江帮和湖南帮也发生了严重争吵,吵得天翻地覆。江浙派头头是翁同龢,当然主张严惩;两湖派的头头是四川总督丁宝桢,认为不能为了区区两个老百姓处理这么多公务员。

因为两湖派的人多数是左宗棠提拔的,左宗棠更牛,所以最后参与审判的多是湖南帮的同志。处分很轻。啥受贿啊、贪污啊,都不提,胡瑞澜等大大小小的官也就是来个党内处分,革除职务。刘锡彤的待遇稍微特殊点,被下放到黑龙江去了。就这样,game over,结局一点都不刺激,情理之外,意料之中。

最冤的就是杨乃武和小白菜,在牢里待了四年多,被放出来时不成人样,也没赔个青春损失费什么的,小白菜心灰意冷,做尼姑去了。

俺们观众倒是看了一场群殴的好戏。始作俑者刘锡彤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不是一个人!他背后有强大的湖南帮。杨乃武也不是一个人!他身后有抓住了小辫子死活不肯撒手的浙江帮。这是两个黑社会帮派为了地盘和势力的火拼,充满了阴谋与奸情,血腥和厮杀。

大清帝国就在这样一场接一场的火拼中,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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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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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出师表


诸葛亮


【原文】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依、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依、允等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译文】

臣诸葛亮上言:先帝创立帝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已分成魏、蜀、吴三国,我们蜀国人力疲惫,物力又很缺乏,这确实是国家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然而,侍卫大臣们在宫廷内毫不懈怠,忠诚有志的将士在疆场上舍身作战,这都是因为追念先帝在世时对他们的特殊待遇,想报效给陛下啊。陛下确实应该广泛地听取群臣的意见,发扬光大先帝留下的美德,弘扬志士们的气概;不应该随随便便地看轻自己,言谈中称引譬喻不合大义(说话不恰当),以致堵塞忠臣进谏劝告的道路。

皇宫的侍臣和丞相府的宫吏都是一个整体,对他们的提升、处分、表扬、批评,不应该因人而有什么差别。如果有营私舞弊、违犯法律和尽忠行害的人,陛下应交给主管的官吏,由他们评定应得的处罚或奖赏,用来表明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方针。不应偏袒徇私,使得宫内和宫外有不同的法则。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人,他们都是忠良诚实的人,他们的志向和心思忠诚无二,因此先帝把他们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陛下都应征询他们,然后再去实施,这样一定能补求欠缺疏漏的地方,获得更好的效果。将军向宠,性格和善,品德公正,精通军事,从前经过试用,先帝称赞他有才能,因此大家商议推举他做中部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务,都应与他商量,这样一定能使军队团结协作,将士才干高的差的、队伍强的,都能够得到合理的安排。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隆昌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所以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与我谈论这些事,没有一次不对桓、灵二帝感到叹息、惋惜痛心的。侍中郭攸之、费祎,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都是忠贞贤良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隆就指日可待了。

我本来是一介平民,在南阳亲自种田,只求能在乱世中暂且保全性命,不奢求在诸侯面前有什么名气。先帝不因我身世卑微、见识短浅,反而降低自己的身份,三次到草庐里来访问我,向我征询对当今天下大事的意见,我因此十分感激,于是答应先帝愿为他奔走效劳。后来遇到失败,我在战败的时候接到委任,在危难的时候奉命出使东吴,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刘备)知道我谨慎,因此在临终前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诸葛亮)。自从接受任命以来,我日夜忧虑叹息,担心不能将先帝的托付的事情办好,有损先帝的圣明。所以我在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荒凉的地方。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器已经准备充足,应当鼓舞并率领三军,向北方平定中原。希望全部贡献出自己平庸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曹魏,复兴汉室,回到原来的都城洛阳。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并忠于陛下的职责的本分。至于对政事的斟酌兴废,进献忠诚的建议,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

希望陛下把讨伐奸贼、复兴汉室的任务交给我,如果没有完成,就请治我重罪,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如果没有劝勉陛下宣扬圣德的忠言,就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来揭露他们的过失;陛下自己也应该认真考虑国家大事,征询治理国国的好办法,听取正确的意见,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训。如果能够这样,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现在我就要辞别陛下远行了,面对奏表热泪纵横,不知说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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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复仇议

柳宗元


【原文】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圭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对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世。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以向,违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为典,可乎?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难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以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于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

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译文】

臣从记载上看到天后在位的时候,有个同州下圭人叫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被县吏赵师韫杀害,终于能够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然后自缚其身,投案认罪。当时谏臣陈子昂提出建议:主张将他处以死刑,而后在他家乡予以表彰;并且请求将这一案例载入律令,永远列为国家法典。臣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用以防止暴乱。按照“礼”来说不许残害虐杀,凡是做儿子的不应复仇而复仇的,要处以死刑而不能赦免。“刑”的根本作用,也是用以防止“暴乱”,按照“刑”的规定不许残害虐杀。凡是做官的,杀害无辜之人,要处以死刑而不能赦免。“礼”与“刑”的本质相同,而具体运用的对象和方法却不一样,表彰和惩处是不能同时运用到一件事情上的。惩办应当表彰的,这就叫滥杀,是严重亵渎刑法的尊严啊;表彰那应该惩处的,这就叫错赏,是严重破坏礼仪的规范啊!如果以这种做法来宣示天下百姓,传给后代子孙,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弄不清前进方向了,避免祸患的人就不知怎么处世了,用这个建议来做为国家的法典,行吗?

圣人的原则是彻底弄清事理以决定赏罚,根据情由来正确地加以赞扬或贬斥,统一于一个标准而已。假使调查审理了事情的真假,辨明了它的是非,研究了事情的发生而探求它的起因,那么“刑”与“礼”的运用,就能明确地加以区别了。为什么呢?假如元庆的父亲,没有犯下违背国法的罪行,师韫对他的诛戮,只是因为个人之间的怨恨,施展他当官的威风,对无辜的人加以迫害。州里的长官不去追究他的罪行,刑部的官员不去加以责问,上下都蒙骗包庇,冤屈的呼叫充耳不闻,而元庆能够认为和杀父的仇人一起活着为耻辱,以为身带武器时刻准备报仇是合乎礼义,想方设法,来刺穿仇人的胸膛,正直坚强,严格要求自己,即使丧命也不遗憾,这正是遵守礼而实行义啊。执政的官员应该惭愧,向元庆道歉还来不及,又怎么能去处死他呢?或许元庆的父亲,确实有罪,师韫对他的诛戮,不违背国法。这就不是死在官吏的手中,而是死于国法啊。国法难道可以仇视吗?仇视天子的法令,而杀害奉行法令的官吏,是骄顽凶横、犯上作乱啊。逮捕他并处以死刑,正是用以明正国法,又怎么能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的议状中说:“人必定会有儿子,儿子也必定有双亲,因为爱自己的双亲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状态谁来解救呢?”这是太不明白“礼”了。“礼”所说的仇,是怀着冤屈悲痛而无处申诉啊,不是指的犯罪违法,陷于死刑之中。若说:“他杀了人,我就杀死他。”不去评断是非,不过是欺负孤单力弱的人罢了。这违反经典、背离圣人的教诲不是太过分了吗?《周礼》说:“调人的职务就是负责处理人们之间的怨仇的。”“凡是杀人而符合义的,便命令死者亲属不许报仇,假如报仇使处死。”“有为报复而杀人的,全国的人都仇视他!”又怎么会发生因爱自己的父母而互相仇杀的事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罪不当诛而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罪合该死,儿子报仇,这是会引起不断地互相仇杀的行为,虽然报了仇但却消除不了祸害。”现在如果能采取上述原则来审断双方的相杀。就符合礼了。

况且不忘父仇,是孝;不惜一死.是义。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规定,尽了孝道并为义而赴死,这一定是个通达事理而明白道义的人。通达事礼明白道义的人,难道他会把王法看做仇敌吗?陈子昂反而主张把他处死,亵渎了刑法,败坏了礼义,它不能列为国家法典,是十分清楚的。

请求把我的议状,附于律令之后。有审理这类案件的,不应当按照以前陈子昂的意见去做。谨对此提出上述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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